第一，推动国家层面的个人健康档案系统建设，为医学人工智能和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构筑数据基础，包括有序推进电子病历数据库的跨地域互联互通，逐步汇集居民公卫、检验检测、就医转诊等医疗健康信息，构建全民个人健康档案（PHR）体系；参考国外医疗电子数据交换法案，监管机构可加速针对健康信息管控立法，对健康／医疗的隐私管理设立标准。

　　第二，深化医疗器械审评改革，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产品上市，包括探索建立AI专项通道。参照FDA经验，探讨建立AI医疗器械专项加速审批通道的可行性，支持更多面向C端用户的健康类/医疗服务类产品的注册申请；优化审批流程，适应AI快速迭代特性，研究提出审评新标准，如认可使用历史数据评价AI医疗器械效能，整体缩短企业数据收集周期，加速产品上市。

　　第三，试点部分收费项目、开发医疗AI产品责任险，促进临床应用和普及，包括推动医保、物价对医疗AI的政策明朗化，探索出台包括医疗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增适宜医疗技术收费目录，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人工智能的临床辅助诊断、辅助决策支持系统；鼓励商业保险开发覆盖医疗AI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责任险以分担风险，参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经验，为企业补贴保费，激发医疗机构使用AI产品服务的积极性。

　　第四，支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医疗信息化升级，引入专业机构助力AI医疗审批，包括吸纳高水平技术公司参与支持PHR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工作；鼓励专业第三方、卫生技术评估(HTA)机构等在AI医疗审批中提供智力支持，推进AI产品和衍生服务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从战略高度统筹提升感染科系应急能力

　　传染病防治、报告流程在我国不同医院里以传染科、公卫科或医务处等来承担，新冠疫情早期，感染防控意识、应急能力的短板暴露，如何加强感染科系系统建设，避免不可预知的重大疫情造成疫灾后果，已刻不容缓。

　　沈南鹏的提案认为，目前国家传染病应急系统存在四大瓶颈，亟待突破：第一，“以医养防”观念下，感染科人财物缺乏动力保障，硬件投入严重不足，科系医生薪酬显著低于同业水平；第二，院感防控准备不足，预警干预技术手段偏弱，造成医患传染、疫情反复的挑战；第三，医疗公共卫生平战转换系统薄弱，突发应急医疗储备不足，传染病预防缺乏平战转换思维和制度、能力储备；第四，疫情防控相关部门存在信息“肠梗阻”，直报系统受多重干扰导致疫情预警系统失灵。

　　相应地，他建议：第一，需要改变“财神跟着瘟神走”被动局面，以战略高度重新定位传染科系在医疗体系的位置，整体提升预防和应急能力；第二，增强院感的技术保障能力，提升院感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在医院智慧服务建设中的评价权重，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提高院感预防能力，在非接触式临床体征检测、医用防护用品穿脱等场景发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工具使用规范；第三，完备公卫应急物资专项储备制度，建立严谨务实能打硬仗的传染科平战转换机制，科学规划生产能力储备，做到平时国家适度储备、战时快速提高产能，合理调配；第四，法律保障网络直报系统效率，完善人畜共患传染病联防联控的立法、追责，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基于医院和疾控中心的分布式传染病报告数据共享网络。

　　以科创枢纽建设加速香港未来转型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大湾区战略定位之一。这一方向可资挖掘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以科创枢纽建设加速香港未来转型。

　　因此沈南鹏在提案中指出，保证香港科创枢纽角色是国际环境下的需求，香港长期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门户，在中外科技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湾区需要一个有差异性科创贡献的香港，香港在高教创新科技方面拥有显著优势，40余位两院院士、1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6所世界排名前500的高校，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与深圳等湾区内地城市的产业优势可形成良好互补，但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湾区转化动机不强，形成香港创新研究贡献不足、内地企业科技研发投入成本高居不下的错配；此外，优化香港产业结构、松解深层矛盾需要香港大力发展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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